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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健:1983那年我高考

我是1983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。在那之前,高考已连续举行了6年,总的印象是神秘、神圣和艰难,不管在大人还是小孩子的心目中,考上大学是遥不可及梦想,也因此视高考为畏途。原因很简单,考不上。考不上到了什么程度呢?自打1977年恢复高考后,兰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五中学的毕业生,几乎年年全军覆没,是有名的“推光头”中学,极少数不甘心失败者努力复读,最后考上个大专,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儿了。1977年恢复高考时,录取率只有5%左右,到了八十年代初,录取率虽已提高到10%左右,但依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有个邻居同学的家长,高考后逢人便夸赞他孩子:我家娃参加高考了!在这位家长眼里,家里出了个参加高考的人,是祖上有德,极为荣耀,至于考上考不上,并不在意。

铁五中是兰州铁路局西站分局辖区内的一所普通中学,创办于1964年,位于兰州西站的武威路和建西东路十字的东北角,从西站三角线向南,穿过兰西医院和双洞子就到了。铁路系统进行“主辅分离”改革后,学校划归地方管理,2008年正式改名为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。学校北面与兰州铁路货运编组场仅一墙之隔。编组场承担着陇海线、兰新线、包兰线和兰青线各条铁路线货运列车的解体和编组任务,也是淘气孩子模仿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玩扒火车游戏的地方。

兰州局所属中学,铁一中名气大、水平高、质量好,是兰铁系统唯一的重点中学。其他中学都很一般。与铁五中对应的小学,是位于兰西分局机关对面的铁路小学,现在叫西站小学。好多年前的一次中午,我和舒国滢教授、米健教授三人在蓟门里的马兰拉面馆里吃面。米健对我的经历十分惊讶,因为他也曾就读于兰西铁小和兰铁五中。为验证真假,他十分认真地问我:兰西医院那里有个太平间你可知道?我说当然知道,于是通过了我毕业于兰西铁小和铁五中的身份鉴定。米健提到的那个太平间,其实是兰西医院的一个停尸房,建在医院边缘的一处土坡上。从兰西铁小到铁五中之间,通常是走武威路大路,土坡那里本来无路,可人们为了图近便,硬是沿着土坡走出了一条捷径。小孩子上下学从那里经过,常常嬉闹推搡,互相吓唬,所以印象深刻。

“文革”时期,已无高考。高中毕业后,年青一辈都去了“广阔天地”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1975年4月的一天,兰州西站的站台上挤满了人群,家长和亲友们为去武威插队的知青送行(兰铁分局的知青点主要在武威南),场面跟后来电影里的情景再现一模一样,绿皮车上,人头争相探出窗外,和在站台上的人们挥手告别,呼绰号的,扔军帽的,令人动容。那年我哥从铁五中毕业,去武威南中畦公社下中畦三队插队,我也前去送行,所以很可能跟米健擦肩而过。不过,蛟龙终非池中物,1977年恢复高考后,米健以优异成绩成功考入兰大历史系,从此展翅高飞。

1977年国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,这对中小学生的触动和影响很大。在报纸和广播里面,读书无用论、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受到了批判,要把被“”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。有些家长敏锐地预感到,以后不学习不行了,孩子肯定没出路,在教育孩子时,往往把不好好学习,考不上大学的后果,和邻居某个反面典型进行关联和对照,以此为示范,申明学与不学的重大意义。小学快毕业时,我渐渐对高考有了这些朦胧印象。

1978年小学毕业时,春季开学开始改为秋季开学。为此,小学需要延长半年。另一个重要变化是,从这一年起,小学毕业升初中,必须参加入学考试,不能再像之前的无需考试自动升学。这一变化,使得小学延长的这一学期,完全用于考前的临阵突击复习。白天班主任贾老师串讲学过的全部内容,晚上补课练习写作文,抓得很紧。这年3月,全国科学大会传来了郭沫若先生的名篇《科学的春天》,当年第一期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,这些作品脍炙人口,广为流传,强烈激励着青年一代的求知欲和上进心。叶帅“攻城不怕坚,攻书莫为难,科学有险阻,苦战能过关”的诗句,成为教室、校园宣传栏的重要标语,是激发同学们克服学习困难的名言警句。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和背景下,我从兰西铁小毕业,考入了兰铁五中。

此后,一改小学时学业自由放任状态,开始有意识的专心学习。以古人为榜样,把头悬梁、锥刺股、凿壁借光、三更灯火五更鸡之类的词句,工整抄写在卡片上,压在书桌玻璃板下面,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打瞌睡和偷懒。每个学期放假时,我便向上一年级的同学借来用过的各科课本,利用假期预先学习,做完所有的作业。等到开学时,整个一学期的内容便已基本学完,上课时听老师再讲一遍,这样等于学过两遍,想以这样的办法,来解决学习跟不上的问题,验证“笨鸟先飞”这话到底管不管用。这样一来,初中阶段每一学期的各门课程,我学习得都比较轻松。节省下来的时间,全部用于学习课外知识。订阅报刊杂志,特别是《中国青年报》《课外学习》《辽宁青年》《飞碟探索》《读者文摘》,一度令我着迷;热衷于做手工模型或实验装置,做望远镜,做九大行星模型,希望自己能像伽利略、哥白尼那样观察天象;加入烟灰点燃白糖,是一次成功的化学实验,这给了我很大信心。另外还保持着每周去一次邮局换邮票的习惯,延续着从小集邮的爱好。邮票题材的内容如同百科全书,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上的中外名人、文物古迹、花鸟鱼虫、山川名胜,对我学习历史、地理帮助极大。初中三年,我基本保持着全年级学习全优记录。

到了1981年初中毕业考高中时,我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:按照铁五中的规定,如果全优生继续选择在本校读高中,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,但是如果报考其他重点中学,则不再享受这个优惠。按照当时“考上师大附中,就等于一只脚踏已经迈进了大学校门”的流行说法,又看到有的同学转而报考铁一中、兰州一中、四中那些好中学,我不甘心,想试一试,为了考上大学,于是填报并参加了西北师大附中的考试,但事实证明,这是一次失败的冒险,报考师大附中的梦想未能实现。最终我又回到了铁五中。尽管这次失利对我学习上的自信心打击很大,但它也是一次检验学习挑战度的好机会,促使我提早考虑高考问题。

上高一后,我明显感到高中课程的压力,特别是数理化课程,比初中明显提高了难度,学起来感到有些吃力。高一第一学期期末,兰州市针对高一学生搞了一次全市数学测试,各学校选了一些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参加这次考试,我被作为学习好的学生抽出来参加测试的,可这次考试我没能及格,对我打击很大。于是认真考虑文理分科选择问题。当时高中仍是两年制,但又传言说要改成三年。到底两年,还是三年,直接影响备战高考的时间安排。我决定不管两年还是三年,先按两年做打算。若选理科,必须数理化要好,但要按部就班学完高中两年的数理化就高考,复习时间肯定不够。而且高一的那次数学测试给了我当头一棒,数理化不占优势,显然不能选理科。若选文科,好处是可以自由把控学习进度,因为文科要考的历史、地理完全可以自学,但不利之处是,铁五中高中阶段不开设《世界历史》和《世界地理》,因为没有老师,所以也不开设文科。

权衡之后,我下决心选定文科。从外地邮购来最新版的初中《中国历史》和高中《世界历史》《世界地理》教材,并把语文、英语、数学、政治这些科目拿到一起,互相比较,从早到晚,分别时间段制订出一份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。一切安排大定,便机械刻板地遵照执行。从高一第二学期一开始,完全进入到备战高考状态。学校正常开设的课程,只上政治、语文、数学和英语,物理、化学课被我替换成历史、地理,逃课在家自学。这也意味着我基本没有学完高中的物理和化学,只记得有机化学中的“烃基”、“羧基”几个零星名词。

到了高二第一学期快结束时,终于传来正式消息:凡市立地方中学,高中学制一律改为三年制。厂矿企业所属的子弟学校,高二结束时即毕业,下一年起改为三年制。这样,我成了两年制高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。

当时还有一个规定,参加高考之前,还必须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预考。预考的科目和形式类似高考。只有通过预考,才能参加高考。预考没有通过,就算结束中学教育走向社会了。在铁五中上初中时,全年级学生编为10个班,每个班大约五十人。到了高中,就只剩下4个班。到高二时,只有两个班了。同学上着上着就不来了,课桌像走马灯似地来回变化,大多是接替父母参加工作了(当时有个政策,如果父母从单位退休,允许一名子女顶替工作,叫“接班”),也有去上中专技校,或者参军入伍。坚持到最后的两个班参加完预考,结果只剩了4人,除了我一个文科生,还有三个理科生。铁五中也很用心,集中全校各科最好的老师,全幅投入这仅存4名考生最后冲刺的辅导。当时高中虽然没条件开设文科,而我又通过了预考,学校不能不管,于是安排一位教初中历史的老师专门为我辅导。回想起来,这种一对一的辅导,线月初的正式高考,我的考场被编在兰州四中,在西站敦煌路东侧兰石厂家属区附近,离家不算远,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够了。考试科目是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和英语6科,每科100分。高考成绩和分数线公布后,我的成绩高出分数线分)。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,我常常独自溜达到甘肃省博物馆,坐在博物馆大门的台阶上,遥望马路对面友谊宾馆,当时甘肃省的高考录取工作,都在那里进行,脑际充满了对高考和未来各种遐想。大约8月中旬,我终于等到了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

选择报考西北政法学院,其实是我在上高二时就确定的目标。根据连续几年全国各高校在甘肃招生计划名额的情况分析,文科可选择的高校范围远少于理科。文史哲方面的专业主要是在重点大学和名校,招生数量基本是个位数,毫无成功把握。招生名额较多的是财经院校和政法院校。其中,1982年西北政法在甘肃的招生计划是60个,是全国高校在甘肃招生数量最多的一个。其次是兰州商学院。我当时梦想到外地上大学,不想在家门口。从兰州迈出一步,到西安上大学,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结果,于是也放弃了填报兰州商学院的想法。因为如果招生数量这么大都考不上,再考虑报考其他学校,显然毫无意义。

我选择西北政法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,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国家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,社会上对上大学学法学也很看重。我在上高中时就订阅了《民主与法制》这本杂志,对国家法制建设的未来充满信心。1983年高校招生计划公布时,西北政法在甘肃招生100人,名额大幅增加,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结果,于是毫不犹豫的锁定了高考志愿的填报目标。高考志愿表分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两栏,每一栏依次填五个学校。重点高校我基本不考虑,随便填满,而普通高校栏的五个空格,西北政法学院被填满了全部空格。

以上零碎记录了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经过。高考已是过去37年前的事了。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走过的路,真是无限感慨。人们都说,高考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大事。对我而言,这话实在是一点儿不假。总结起来,一是我深深感到在学习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极端重要性,如果只是按部就班地被动接受外部的知识输入,就很难在学业上有所成就。而学习的能动性与自学能力应该是相当的。二是开阔眼界和打开思路,对于提升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学业水平十分关键。茅塞顿开、豁然开朗,要害可能在于达至这种状态效果的机缘和方法,有赖于适合的对象、适合的外部条件和适当方法的作用之间能否产生同频共振。三是基础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法,对人的知识结构的完善,对人的职业选择,对人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。中学课程由于缺少植物学,以致今日,我对大千世界中的一些常见植物,无法从专业上进行辨别;数学课上只讲概念定义,不讲数学思维的现实背景,不讲数学发展史,学习起来就会非常痛苦,至少我的感受就是如此。在后来读了科学史或数学史之类的书后,我便纳闷,高中数学课上讲函数和微积分时,为什么不介绍古希腊人对极限问题的思考,为什么不讲17世纪以来欧洲的科学家们对即时速度、求曲线的切线、求曲线构成的面积、求曲面构成的体积等问题的提出、思考和探索经过,而只是生硬地复述函数、微分、积分的结论性定义和推导演算,否则,我学习数学的热情可能会更高,效果也会更好一些。这个经验,与我后来在学习和写作中,特别注重对学术史、对学术思想沿革的理解、训练和把握,有一定关系。在教学当中,也是同样如此。